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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一天是多云天气，晨雾在上午十点左右散去，阳光时隐时现。几个被临时从杜兰家叫来帮忙的仆人在室内收拾，路易莎带着大家洗刷地板，收拾家具，清理多到可怕的鲜花。大厨房的炉灶升起火，开始煮绷带。只有奥诺雷被医生撵去室外，让他抽根雪茄，冷静冷静再回来。

    然而他恰好是个不抽烟的人，只能先在室外散散步，顺着雪松环绕的鹅卵石小路焦躁地走上几圈。作为军人，对阵亡、报丧这些事当然很熟悉，但每次在亲属的悲痛面前总是很难做到毫不动容。何况这是加迪尔·普瓦提埃，除了没有血缘，和他亲兄弟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他站在楼下看向主卧室的露台，觉得心里发空，又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也是这么被撵出母亲的病房，再被叫回去时已经于事无补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“得回去看看。”他这么对自己说，然后跑着上了二楼，不由分说地推开靠南的主卧室门。

    伯恩先生是个和善的老人，做梅西耶家的医生已经六年，奥诺雷对他很熟悉，进门以后先打声招呼。医生头也不抬地答应着，继续在卧室南窗前的小书桌上写医嘱，他的助手跪在矮凳上给加迪尔清创。奥诺雷走到床前，先犹豫地碰了碰捆住病人的长布绳，刚想问“能不能别捆着他”，然后被年轻助手瞪得立刻改口：“我能给他擦汗吧？”

    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去隔壁盥洗室打湿自己的手帕，站在床的另一侧小心擦拭加迪尔脸上的汗珠，避开所有细碎的伤口。因为镇静剂的作用，加迪尔现在睡着了，被柳叶刀刮着左腿上化脓的伤口时疼得瑟缩，但醒不过来。他脖子上还黏着几缕湿漉漉的深色金发，现在被奥诺雷仔细捋开，再把头发上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