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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地说：“请讲讲道理，一个人死了妻子，他心里难过，神志有点恍惚，这很正常，怎么就要被送进疯人院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那种老式的疯人院，杜兰先生，民众总是对精神疾病的疗养所有误会，现在的疗养所已经很先进了，建在温泉区，风景和设施都很……”伯恩医生被他反问得不乐意了，开始絮絮叨叨地描述临床精神病学在18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善，但他说到一半，被忍无可忍的奥诺雷打断了话头。

    “您听我说，伯恩医生，您是位德高望重的医师，也是位守法公民，这很好，但是我不会让您把加迪尔拖进疯人院，您明白吗？不会。”

    从早晨到现在，一整个上午的烦闷找到了出口，奥诺雷站在伯恩医生面前，以一种暴怒之后格外冷静的态度对他说：“我不必告诉您加迪尔是我最老的朋友，格勒诺布尔的同学，阿尔卑斯军团的同僚，已经有二十五年的交情。不必告诉您他曾经从土伦前线折返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，从埃吉利耶特炮垒里救了我的命。也不必告诉您他这个人性格温和，天分很高，只是运气太差。我想我也不用吹嘘自己的职位和权力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但是请您注意，现在不会有人比我更关心他的健康和名誉，我也不会允许任何损害他的事情发生，您听懂了吗？”

    老医生被吓得愣住，但还是嗫嚅着问：“那他没有亲属了……谁来照管他？”奥诺雷懒得回答，转身朝卧室走去，进门以后径直来到床边，摸了摸加迪尔苍白的额头。

    “有点低烧。”他喃喃自语，然后对处理完伤口，正在收拾器材的医师助手说：“请您出去以后叫勒布朗中尉上楼见我，带一杯稀释的热羊奶。”